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开放，距离清朝结束十四年，距离溥仪离开内廷一年。它的成立是一场政治与文化转变：与王朝主权相联系的建筑和物品，被编目为国家收藏并向公众开放，尽管早期开放仍不完善。
转变不只是打开大门。工作人员要清点数量巨大、记录不均的收藏，建立部门，并决定如何把宫殿变成博物馆，同时不让它失去建筑遗产身份。机构继承宫廷分类，也引入现代考古、保护和公共展示方法。
战争很快使转移成为生存问题。20世纪30年代起，部分重要文物被装箱运往中国多地，躲避日本侵略。长途运输本身充满风险，却避免了灾难性损失。内战结束后，一部分收藏被运往台湾，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核心，由此形成海峡两岸共享而又政治化的遗产。
北京故宫经历不同政治运动、闭馆时期和专业方法变化。今天的保护科学要分别处理书画、纸张、金属、陶瓷、纺织品和木建筑。轮换展示脆弱作品并不是拒绝公众，而是让怕光材料能够继续存在。
数字化再次改变公众关系。高清图像和数据库让远离宫殿的人也能细看文物，但数字记录不是实体文物，也不能取代建筑环境。版权、元数据质量和长期保存，决定数字化是研究基础设施还是只有漂亮界面。
百年纪念不仅适合庆祝，也应提出问题：宦官、工匠和普通劳动者的历史还有哪些没有呈现？分散收藏如何合作？巨大客流怎样与保护协调？故宫博物院的成就，不是1925年一次性完成从宫廷到公共财产的转变，而是“公共遗产”的含义在一百年中不断被讨论和扩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