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运河常被想象成南北之间一条古老水沟，实际上它是历代连接、改道和修复的水网，把不同河系在约1800公里范围内连在一起。北端使内陆帝都能够依赖来自富庶南方的漕粮、税收和商品。
水并不会自然服从运输需要。工程人员用闸、堤、蓄水设施和补水河道调节水位，泥沙、干旱和洪水又不断威胁航行。因此，大运河不是一次完成的纪念物，而是持续维护、劳动与水利知识组成的制度。
漕运赋予它政治重要性。船只把米粮等税收运到北京，供给官员、军队和城市人口，仓库、码头与账目把远方农田连接到朝廷。体系可能具有强制性且成本高，却维持了一座出于战略而不是农业富足选址的首都。
运河也运送商人、技术和观念。沿线城镇形成不同商业文化与迁徙网络，官方漕粮与合法或非法的私人贸易共享水道。基础设施不是只连接两个端点，而是重塑整个廊道的聚落和关系。
铁路和公路降低了它的全国运输作用，污染、断流和城市建设又破坏连续性。通州近年的修复恢复了部分滨水公共空间和航行，但不能把运河变成与水质、生态和使用者脱离的景观布景。
气候变化通过降雨波动和用水竞争带来新压力。遗产运河不能为了外观无限获得清水，修复必须结合防洪、栖息地、污水治理和现实的航运目标。这样理解，大运河不仅是帝国物流记录，也是一场跨区域治理水资源的长期实验。
